广布整个旧世界的
启蒙诸教有着同根同源,在初始的圣贤弥赛亚回归天上以后,他的门徒们自称为继承者,开始创建教会。这一时期的教会被称作继者教会(Successit),而后来又称之为大公教会。在那之后,天空、太阳、盟约各自分离而各成一体。它们之间的教义有着十分复杂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但是从组织结构而言却普遍可以用两个纬度进行衡量,即为“高教会(high church)” 与“低教会(low church)”。“高教会”较为重视仪式、圣礼和神职人员权威,在结构上呈现严格的金字塔式组织;而低教会则往往较为“平面化”,并往往拥有着在纪律和信仰方面具有很大自由度的价值观。
天空正教会:作为启蒙诸教的长女,正教是罗马帝国及其北方几个邻国的主流宗教。天空正教会是十分标准的“高教会”,其与罗马巴塞琉斯的权威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正教是圣人崇拜的源头,就算到了如今也是册封圣人最多的教会。正教会的标志是开翼苍鹰,或者简化而来的Y字形十字架。
太阳圣者教会:随着罗马帝国北阿非利加及黎凡特阿拉比亚行省大崩溃的混乱中产生的教会。圣者教会由救世的圣贤太阳圣者所创,其创立目标便是意在解决大崩溃所带来的危机;圣者教会在创立之初就呈现出公社性,时至今日就组织纬度而言也更偏向于“低教会”。除去初始的圣贤弥赛亚以外,圣者教会往往更为崇敬其创始者太阳圣者,并认为后者与其著作乃是唯一神向人类启示的最终源头,这也是圣者教会与其他启蒙诸教之间最大的区别。圣者教会以太阳为标识,广泛流传在北阿非利加与西亚,乃至逐渐传播进罗马帝国腹地的安纳托利亚——并且与新罗马的正教会大牧首争夺着宗教统治权。
盟约公教会:启蒙诸教的末女,在大公教会分裂以来往往自冠为真正的“普世教会(Cosmopolitan)”——虽然这显得有些逾越,但是并非是毫无理由的。相比其他支流而言,公教的情况要更为复杂。其标志性的等长十字——盟约十字——象征着其起源:即为自由有信者的共识盟约。因为这个原因,公教会内部也有着各式各样的“小教会”:从与当地信仰结合的使徒教会,到高度推崇旧礼仪的东方古老教会;从极度反权威的再洗礼派,到握有公教会理论上最高权柄的罗马公教会——这些“小教会”之间各有分歧、乃至常常发生冲突,就组织纬度而言也各有“高低”,但是无论如何,普遍承认“公教会继承继者教会的事业,是为普世”的它们构成了整体的盟约公教会。
而追本溯源,公教会的前身是对应着东方正教会的西方教会。在面对启蒙诸教的各个分裂支流的小型教派时,东方教会选择了坚定果决的镇压,而西方教会则选择了更温和一些的妥协。而随着教会、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而导致的,在神学、组织以及纪律上的分歧逐渐加剧,最终,东西教会在第三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后因无法达成共识而彻底分裂。
简单理解启蒙诸教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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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盟约产生以来的数百年间,罗马教会一直为公教会的最高领导者。但是自15世纪初始随着“现代信仰(Devotio Moderna)”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低地改革、北德意志改革、阿尔比昂改革陆续发生,这些改革派对于罗马教会的不信任或是间接或是直接地导致了后者威望的不断下滑。而这样的不信任与敌对情绪并不仅仅是教义冲突,而是政治冲突,更是意识形态冲突。
这个时代的宗教既是一套宗教教义,也差不多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现代信仰”运动兴起的年代,正值欧罗巴的社会经济秩序围绕北意大利地区、围绕着罗马教会确立,并且部分地由罗马教会决定,而低地的改革者们将自己视为那一秩序的反对者。选择一种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政治承诺,也近乎是一种宗教承诺;宗教战争同时也是政见战争。这一点最初体现在低地诸省试图从洛林的控制中挣脱出来的低地独立战争之中——其结果是信奉“低教会”、反对神职权威的改革派们击败了背靠罗马支持的洛林大公,建立了联省共和国。其后,便是1582年在帝国境内因宗教意识形态冲突而爆发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战争再次由改革派一方获胜,奥格斯堡条约不仅削弱了加洛林皇帝对于北德诸侯们的控制,更是大大削减了公教会中本应占主流的“高教会”一方的影响力。第三便是阿尔比昂内战,这场战争同样可以视为阿尔比昂公教会内部“低教会”与“高教会”之间的冲突,在其中还混入了阿尔比昂人争论已久的“生而自由”概念的扩展。在此之上,还有法兰克尼亚内部险些爆发的内战以及独特的低教会政治实体黎凡特邦联——其作为对于北阿非利加与阿拉比亚近乎无休止的侠义战争的结果而产生……
既然我们提到了意识形态,那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意识形态(ideology)。